来源 |豆瓣
受访者 | 张泰苏
按：本文节选自《耶鲁的青春岁月：21名耶鲁大学中国本科生访谈录》。本书主要是通过采访耶鲁毕业生，真实地记录和反映这些学子的成长经历与背景，包括他们的家庭、中学教育；他们申请美国大学，特别是申请耶鲁大学的过程；他们对自身成长经历的评价；以及他们来美国后如何经历语言、文化以及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和对未来的规划与展望。可以为打算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提供一些实际的经验与指导；也为那些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大学深造的家长提供一些感性认识。
本文受访者张泰苏，2001年从北京四中考入耶鲁大学本科学习历史和数学，2005年毕业后考入全美第一的耶鲁法学院，完成JD和博士双学位的学习，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正教授。
我是在美国上的小学。因为我父母来美国留学，所以我跟着他们在美国待了5年。跟一般的从国内直接考到耶鲁的同学相比，我的文化经历和语言基础都不太一样。我来到这儿之后没有语言障碍，文化障碍也不是很大，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欲望要跟美国人刻意地接近，我觉得没有新鲜感，所以也许还不如别的中国同学了解美国那么多。我有一个相对不是很大的朋友圈子，十几个人吧。除了几个美国人，一般都是中国人，我不太愿意出那个圈子。
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和国内不一样。在美国的学校里被别人欺负很多年，性格变得比较孤僻。我在美国读小学的时候被人歧视了四五年，真的是挺厉害的，被那帮小孩追着打，根本没有朋友。我上的是公立学校，到最后才好一些，因为有了几个中国孩子。以前没有朋友，不合群，挺难受的。但是这些经历同时能增强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小时候的经历会让你对很多问题想得比较开，不会那么死心眼。我这个人可能看起来比较冷漠一些，但其实很乐观，有时候很想得开。
好不容易回国了，但是那会儿中文会说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汉字只会写一百个吧，那真是挺苦的。那一年我10岁，那一年的事情永远忘不了。从 10岁你就要学会熬夜，学会逼自己，然后一次一次吃苦头，被别人嘲笑。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很差，因为我考试成绩差，结果分配到流氓班去了。周围的孩子跟我性格不太一样，不太爱学习，性格也比较淘气，看我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想着我比较好欺负，所以又被人家打了好多次。在美国挨打，回国还是挨打。那会儿我体质很差，打不过人家。一般别人打你，你打不过就跑呗，但我性格倔，我就跟他们打，结果我总是被打。每天要背字，我觉得还行，然后就练写作，效果挺好的。可能我妈我爸教得比较得法，我刚进去的时候语文不及格，一年之后语文就好起来了。再过一年期末考试，我语文成绩就是全班第一了。上初中就好多了，因为同学的性格跟我一样，我成绩也赶上去了，朋友特别多。我的初中是北大附中，高中是四中。四中跟北大附中不是一个风格，四中我觉得像清华，北大附中像北大。我从小是在北大长大的，到了四中之后整个环境不太适应。
我在国内的成绩还好，不用特别准备一样会考得好。我的外语占了很大很大的便宜，大概免修了8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免修外语课，回国后保持英文水平主要通过读书，我爸从美国给我带回了大量的书籍，海运过来，我一直看到高三才看完。虽然我英文的听、说不像以前那样流利，但是读、写水平明显提高很多。又因为搞竞赛，数学、物理考试不用担心了。我看书看得多，所以语文特别好，同样不用担心。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化学，我最不爱学化学，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不及格。开学初的一次化学考试，150分我只得了20多分。但我也不很担心，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末好好学，分数就会上去。我不靠化学给我争分，只要不吃亏就行。因为读书读得多，其他像历史、政治等课程就很简单了。所以高考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压力。
去国外上大学是我自己的想法。高二下学期我开始想出国上学的事情。刚开始觉得比较困难，后来家里帮我收集有关信息就觉得好多了。如果留在国内上大学我肯定去北大。但是因为我们家在北大那么长时间，对北大太熟悉了，不像外面的人觉得北大那么神圣。最大的问题是我从高一开始，兴趣明显偏文科了。我们一大家子基本上偏文科，我可能受我父亲、伯父和姑父的影响，特别喜欢文科。如果上北大，专业选择上比较死。假如去北大的话，我可能会读经济，但是自己又不太喜欢经济。我再想想，只有在美国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所以就决定出国上学了。
我报了10所美国的学校。刚开始，我想去哈佛，哈佛在录取之前有最后的面试。我那次却吹了，因为我跟面试官吵了起来。他是学法律的，他研究“公司法”。我当时比较狂妄，不知道为什么就表现出我对商业的不屑，这把他给惹毛了。耶鲁的申请还比较顺利，我和他们的面试官谈了三个半小时，就是瞎聊，觉得很投机，性格相像，兴趣点也相近。我顺利地被耶鲁录取，也许沾了这次面试的光了。
我社交活动比较少。前几年，我担任过耶鲁中国同学会的会长，向同学募捐想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小型社交圈。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举办一些讲座，最成功的一次是把诗人北岛请来了。后来比较成功的是我们每年都要募捐，然后我们在内蒙古一个农村初中、高中建立了一个奖学金。
我现在每天除了上课、吃饭，可能会聊聊天、上上网，其他的基本七八个小时都在看书。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苦，虽然有时候人很累，但是觉得很值得。但是，我认为一定要找几个真正很知心的朋友，先保证自己有几个朋友可以依靠，这个很重要。其次就是要重视学习，学习一定不能放松。虽然有点功利，但是我认为你在美国这种仍然排斥外来人的国家，你作为中国人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把社交圈建到像美国人那么好。他们美国人很可能走那种社交的路子，他们成绩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然后通过培养自己强大的社交网，以后就可能很成功，有很多发展机会。而对于中国人，第一，只要你在美国社会混的话，社交是个问题，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关系四通八达。所以我认为走社交那条道是事倍功半，不光事倍功半，你有一个极限。所以你想利用这里最好的资源、去最好的公司、上最好的学校、去最好的部门、获得最好的经历和教育，其实最实用的还是成绩。不光是学习成绩，你的整体思维素养都很重要，要把基础扎扎实实地打好。比如说袁健，他知道自己今后最重要的就是程序编得好，他就把计算机编程研究得很透。对我来讲，重要的就是思考问题，我一直在训练这个能力。一旦有了这个基础，很多事情就容易多了，好像是“一招吃遍天下”那种感觉。我认识很多已经毕业的人，他们就讲假如不是通过学习，培养过硬的学术素养或者技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光想靠社会关系在美国活下去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说在耶鲁四年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遗憾，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上的课其实还是太少了，知识结构还没有完善到自己希望达到的那个程度，所以要继续读书。还有就是我缺乏社交，其实也不是很缺乏。我认识的人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假如我社交那么好自己就会不舒服。如果我重新念大学，我可能会稍微注重培养一些社交关系，认识更多的人。但是也谈不上遗憾，现在开始不算晚。
现在快要毕业了。四年下来，我觉得选择耶鲁是正确的。如果不来这里的话，也许就不会学历史。我在这儿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他们真正是那种属于“大家”的学者，他们真正能让你觉得做个学者非常伟大，这种感觉好像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我刚开始挺狂的，什么也看不起，但是在这里我碰上几个特别让我佩服的角色。比如说有一个教希腊史的教授，我记得大一刚来时第一堂历史课，我也没决定要上他的课，更没有决定要学历史，只是听听而已。他给我们讲为什么要学希腊史，听完以后就觉得好像整个人被吸引住了，觉得世界特别光明，觉得有这种学术理想，还有一种人文关怀，是特别伟大的事情，特别激动。就只听了这一堂课，我差不多就已经决定肯定要学历史了，这种令人振奋的感觉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在耶鲁除了学术之外，我的生活是比较枯燥的。但是我回去跟我爸说，只有来到这里才知道什么叫世界顶尖的学术气氛，在国内是感受不到的。
我这四年的收获很多都是经验性的东西。这四年中，我思维的成熟度增加了很多。我来耶鲁之前也读了很多书，但就是不知道方向，而且思维也缺乏规则，比较凌乱，散乱的一些东西堆积在一起，不成体系。来这里后，首先系统地学习人文领域最基本的支柱——历史、哲学，等于是个人的知识结构被支柱搭起来了，然后把最基本的知识空缺填进去。这四年读的书比较多，现在只要是人文方面的话题，几乎不管什么领域，无论碰到什么内容，我都能比较认真、严肃地思考。这样，你开始建立比较强的自信，你可以看得懂、听得懂原来看似深奥的内容，所学的知识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而且能够不断衍生新的东西。这种感觉真好，这可能就是思维方法的提高吧。还有，就是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确信自己是个兴趣偏文科的人。这也很重要，这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当然，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耶鲁的学习基本上时时刻刻都要求你培养社会责任感。你逐渐对社会真正产生一种特别本能的关心，这是挺难的。通过在这儿的学习，我不光找到理想，而且找到信仰，或者说是精神支柱吧。可能因为家庭气氛的影响，我的兴趣更多在文科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比较多，现在我反而更加坚定自己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追求。就是通过在耶鲁的学习，通过对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的学习，我反倒更确定自己儒家思想的信念。这是一种思考、比较的过程，有时甚至不是思考，而是一种单纯的非理智的感悟。体会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逐渐提高自己对信仰的认识。这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了信仰，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至少不会觉得迷失方向了，这和兴趣不一样。兴趣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太可靠，至少不是一个很强烈持久的动力。有些人就会觉得单凭兴趣就足够了，但我认为，只有把你的兴趣和理想结合到一起后，你才会变得比较持久、坚定。
关于理想，我觉得可能比较抽象一些。我以前那会儿也思考历史、哲学，但是没有方向。我高中的时候就经常看书，经常思考。我那时读完了两本书，才逐渐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成熟一些。第一本书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它让你突然觉得，中国历史可以这么看，你可以如此充满理想，充满信仰，充满一种对古人的尊崇去看中国历史，而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批判，或者是什么批判继承之类的。突然，你就觉得它把中国人的文化根基、文化传统呈现出来了。那种震撼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次觉得自己国家的文化还是很光辉灿烂的。另一本书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是一种完全的精神跟灵魂上的享受，好像一下子天窗被打开，阳光射进来的感觉，一下子觉得生活明亮了很多。你对人生的憧憬、你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你的责任、你的义务都比以前要坚定。你人生的整个情结一下被打开了一样，感觉特别好。到耶鲁后，我又听了一些历史课，更加觉得人文科学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它能够把你本源的、性格里面最善良的、最真诚的一面揭示给大家，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身的过程。我现在想清楚了，理想可能有一点儿像《大学》里面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在耶鲁修的十几门历史课多数是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学得比较少。古希腊史特别多，还有英国史与美国史。这些课程为如何考察一个社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变迁具有很大的作用。英国史教我怎么看现代社会，但是古希腊史教会你怎么把人类本源精神培养起来，逐渐挖掘出来。因为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根源，当代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思维方式，他们的战略思考、军事战略、政治策略，还有外交，他们这些策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所以通过学古希腊史，你就会对欧洲，至少在宏观战略思想上有一个剪影。政治和军事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古希腊的战略，用古希腊那些例子帮助你去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冷战等等历史事件。这很有意思，我挺喜欢上历史课的感觉。我后来又上了很多其他的课程。历史课上了十四五门，哲学课可能上了三四门，文学课上了两三门。我也学习了多种语言，拉丁语，现在还在学古希腊语，虽然这和我以后的发展方向可能没有太大关系。我理想上可能想做一个古人吧，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有时我觉得越来越靠近古人了。从中国当今社会的那种杂乱和浮躁，还有无序的狂躁里，把你自己的思维给抽出来，去面对一些更纯净、更健康的东西。这在国内可能也能做到，但在这里更自然、更舒服一些，没有什么限制，学术环境比较自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很感谢耶鲁大学给我那么大的空间，让我自由发展。
我可能在大三的时候才考虑上法学院。我大一的时候曾经考虑学经济专业，但我上经济课的时候觉得无聊，然后就转成学历史。我的专业是历史和数学，我的数学成绩比历史还好，但是在耶鲁，历史的学术含金量肯定要比数学高得多。数学对我来说非常容易。耶鲁大学其实是一个偏文科的学校，对文科的要求比对理科要严格得多。
报考法学院其实挺简单的。法学院招生基本上考察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内容是你的法律专业考试成绩，以及你的本科平均成绩(GPA)。这两项要求很高，有了这两项作为中流砥柱，其他的，比如论文和简历，问题都应该不大。报考法学院比报考耶鲁本科要确定一些，你只要上相应的分数线就几乎肯定能进。我就报了全美排名前五位的法学院，耶鲁、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最后全都录取了。我选择耶鲁是因为耶鲁法学院比其他的要强。排名有时并不太科学，但是如果你能在25年里排名保持第一的话，那其他法学院肯定还是有差距的。不光是耶鲁法学院的声誉，这里的师资肯定也比其他的强很多。我这个人的特点是比较学术化，而耶鲁法学院的课程是美国所有法学院中最具学术性的。斯坦福可以把你培养成一个一流的律师，而耶鲁更注重把你培养成一个学者。我可能会比较偏重宪法、法理、国际法、比较法。我是攻读JD(法学博士)学位，克林顿读的也是这个学位。一般学法律的人都读JD学位，另一种学位LLM(法学硕士)纯粹是学术性的。只有你拿了JD文凭才可以当律师、当法官。从事法律工作，JD学位可能是法律界基本的学术资格证明了。
我本科主修历史，现在选择读法学院，主要是想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耶鲁也有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一旦你进入历史专业后，你这辈子就基本上只能在学术界混了，但我就不太想在学术界混。我一直在想如何重新构建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让它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重新燃烧起来。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实现这种目标的方式，法律是一个途径。可能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的法律后，通过看他们的法典或者吏治来思考，我觉得法和礼结合，不光是一种意志，还包括道德、文化的培养，都是融入在法律系统里面。甚至西方的法律也是如此，比如美国的宪法就不仅仅是个法律，美国人不是很喜欢讲宪法精神吗？我一直希望通过法律，我们可以重新将文化因素注入到法律领域去，可以去构建一些新的东西。我的研究方向可能就偏向于这个方向：如何重新改革法律。物质肯定是文化因素和法律融合在一起的，我希望能够在法律系统里播种一颗文化的种子，然后让它发芽。
我做这种研究的出发点还是立足国内。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国的，我可能会在北大扎个根。但是我也比较想在正规的法律部门工作，在法律改革、法律操办等顾问性质的工作中去发展一下。其实，我现在对中国最大的不满是因为她目前可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自己的传统几乎都被自己烧掉了。从历史上讲，中国的法律体系就不像西方那么严格，不是一个崇尚法制的国家，但是她可以通过法律和礼仪结合，然后通过一些其他文化的因素，还有各种我们可能现在已经觉得比较陌生的知识结构来运行。其实这个运作方式还是很强有力的，多数时候可能成为一套很健康的机制。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保留了以前那种不很重视法制的习惯，同时又把以前有利于社会运行的东西给抛弃了，西方好的法制我们又没有学来。所以现在中国是属于真空状态：自己的好东西已经丢掉，别人的好东西没有学来。这种情况下，法律问题当然比较大，其他包括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等，也让人觉得不乐观。但就是这种情况，反而让人觉得比较想去尝试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学习历史让人有一套系统的思维方法，帮助你看清楚这个社会向哪个方面发展可能比较健康、比较好。而法律可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可以把你的理想付诸实施。对我刺激比较大的可能就是我父亲那辈人，学者对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我爸爸是在大学做哲学研究的，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理念、很多看法。但是他虽然可以写东西，可以提意见，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操办的能力，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与中国社会的接触很多。每年暑假回国，我都要去做研究。大一时，我在北大做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学者一起去河北和江苏考察农村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大二那年暑假，我做一个和经济话题有关的数学研究。大三时我在耶鲁申请了一个奖学金，回国自己去研究孙大午的案子。那个案子涉及面很广：既是农村政策问题，也是农村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我写了三个报告，觉得收获挺大的。通过这些实践，我认识到法律对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以前我觉得中国法制不健全，就认为学法律回国没有用。但是其实正因为法律不健全，法律的空白才比较大。这种状况给你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有潜力。中国的法律太宽泛了，法律本身留有很多余地，你怎么理解法律都可以。我通过研究发现，也不算是发现，只是感觉，那些看起来很荒唐可笑的案例，以及农村发生的很多让人心痛的事情，其实都是合法的。因为中国的法律空当就那么大，你只要钻了那个空子，你干的事情再可耻，再令人发指，从法律上来说也可能没有犯法。这种情况下，只要你把法律空子给缩小了，也许就能见效。
我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只要我觉得他思维比较理性，而和他的学习成绩好不好没有关系。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有理想的人，还比较喜欢那种照他们的话讲比较神经质的人。我觉得我有点神经质，有时可能比较偏激。我在待人处世方面不像一般中国来的孩子，不像他们应付得比较自如。我待人处世常常比较硬，有时不大灵活，我给人第一印象一般比较冷淡。我一直想改，但很难改。
我这个人没有特别强的物质欲望，不需要与很多人交往，只要有几个朋友就够了。我现在可能还是很骄傲，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骄傲。以前我比较有攻击性，假如我看不上你的话，我就跟你直说，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现在想补救也办不到了。不是觉得自己很强，一旦看不惯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宽容的心态。现在就比以前成熟了一些，至少跟我以前不一样，甚至我看着不太舒服的东西，即使不能接受，也许会默认。我也有那种感觉，就像堂吉诃德，看见风车就往前冲。我上高中时，恨我的人挺多，跟我好的朋友也挺多，我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对我的朋友特别好。
我现在觉得你至少要对你自己真诚，你只要有真诚的兴趣或理想，我一般都会很认同。我现在和我上大一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大一的时候觉得，任何人都有责任为国家鞠躬尽瘁。我会这样要求自己，也会同样要求别人。那会儿因为年轻比较浮躁，我自己可能做得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凡是生活目标比较自私、比较狭隘的人，我都看不上，真的是不能接受。但是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有时可能是一种误会吧，很多时候他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惯性，你不能指责他什么。其实社会化的理想和个人化的理想，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所以我现在这方面比以前宽容多了。谦虚倒是不见得，我这个人性格上可能挺傲气的，只是表达方式变了，至少现在想尽量把自己那种宽容的心态膨胀一下，能够把自己的傲气吸收一点进去。
我觉得如果说耶鲁的精髓在哪里，就是学术自由，思维自由，没有局限。你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有人鼓励你，都有人帮助你。学生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维往哪个方向突破，他都会帮助你，扶持你。没有任何框框，没有锁死的框架，没人逼着你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向往前走。这很重要，至少在你思维素质上培养得非常好。还有就是独立思考和敢于挑战的精神，整个学校的感觉都是如此。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跟政府上书，像法学院的教授跟美国国会打架，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等等，闹得很凶。真的像挑战的感觉，对学生是挺大的激励。另一方面，这还是一种学术素养，真的把学术做透了，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它能教给你在其他学校学不到的一些基本准则。
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说得尖锐一点，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差得很远。教授很重要，一个好教授给你的启发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国内很多非常好的大学都没有这种感觉，那种特别强烈的思维刺激是很难找到的。人文精神差一些，不是那么认真。学者本身的素养差得很多。
和国内上学的同学相比，我有时候会觉得，国内的同学思维方式不那么严谨，谈话的时候比较容易浮夸，自己不很清楚的东西也瞎说。有些特别聪明的同学，说话的时候很机智、很敏锐，但就是让你觉得他们背后的知识底蕴还不够，知识的积攒不是很坚实。他们学习的课程很多，但是每门课不够深入。课程有点机械，有一些还很枯燥。稍微面广一点、思维广一点的课，学生可能只要求读一两本书，而我们有的课要求读十几本书。毕业论文的要求也差得挺大，耶鲁的毕业论文需要做一年，要经过好几次审查。可能在指导导师那里就审阅了好几次，最后还要再审查两到三次。他们要求本科毕业的论文，好一点儿的是可以发表的。我觉得国内的学生可能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
还有一点就是国内大学在上大一时就分专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耶鲁大学在大三时才分科，美国很多其他的大学也一样。在国内选择余地太小了，一旦进入一个系，你就有一条已经确定的路，你必须一步步走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小，你想转个弯都没有可能。周围的人可能普遍受社会风气影响，比较功利一些，大家想的比较单调、比较实际。我不敢说我比他们有理想，我只能说，大学校园受整个中国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很严重。
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中，包括后来选择学历史，家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可能我们家比较特殊。我妈虽然是学医的，但她自认为是一个女性人文学者，总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我们家里。我是独生子，除了我父母，我伯父也是研究新儒家思想。他研究儒家，又搞经济、哲学、社会学、历史，笼统地讲是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我姑父也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所以我一直受他们三个的灌输。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块儿聊天，聊的都是比较怪的东西。记得我高二的时候，因为我上学离我奶奶家近一些，经常去我奶奶家吃饭，也就经常和我伯父讨论问题，什么社会结构、政府的理论，他就给我讲什么是好的社会道路、什么叫好的社会精神，还有治国的理想、政府制定政策的准则，他还推荐我看一些书。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大过年的去我奶奶家吃饭，我就和我伯父争论了一整天，是儒家好还是道家好。那会儿，我刚看《庄子》、《老子》，就跟我伯父吵，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很有耐心地帮助我，所以那会儿感觉挺好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我觉得家庭影响还是蛮大的。假如没有我伯父和我父亲的影响，我能否走到现在这一步还不一定。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在北大附中就是读理科实验班，进了高中又搞物理、数学竞赛。没有他们的影响，我现在还说不定干什么呢。
在耶鲁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到我这届为止，基本上所有人都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学生物专业，学生物或者医学，要么就是做投资银行。学经济有几个好处，第一是容易。学起来容易，拿好成绩容易，毕业容易。第二就是可以挣钱。中国人还是挺想挣钱的。第三，如果以后想从政、进政府，学经济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在海外，华人多数都学经济，这很正常。我自己不太担心钱的问题，因为法学院毕业你想挣钱的话随时可以挣。从法学院毕业，不要说从耶鲁法学院，从任何一个在美国排名前十名的法学院毕业，你想年薪15万美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要挣很多钱，但是缺钱可以挣，我有这个能力。我这个人生活挺简单，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
我近期的希望就是把该读的书读完，希望为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怎么重新振兴文化？如何才能使中国既有健康的文化和社会道德，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够参与国际竞争，找一个平衡点。假如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我就会觉得很高兴。我觉得可能十年都找不到，搞不好要找一辈子，希望十年之后能找到初步的答案吧。我想我会写书，至少在三个圈子之内——政府、政治圈、法律界——产生影响，能够比较发人深思。另一方面，我还多少希望可以跟中国的法律界直接挂钩吧，可能的话去当法官，或者是当高级顾问也可以。只要你说的话有人听，你可以有影响就满意了。假如有这种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争取，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很有希望的。
我不像很多人张口闭口都是民主自由，我也不觉得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我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只要人民能够幸福，精神上充实才是一个目标。民主是一种精神充实，但它不一定适合咱们的精神充实。实际上，世界没有纯粹民主的国家，包括美国，所以民主本身不是绝对的，也不只有唯一的形式。精神充实有很多种，包括一个善良的、完善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和道德观。但是跟民主总要有关系，你总要尊重人民，以人民为出发点。
假如我找一个古人做榜样，我可能比较喜欢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或者王阳明、张居正那种感觉。我就是想既能把学问做透，又能把自己的学问和理想付诸实施，至少我的希望是这样的。
张泰苏是来自中国的独特的耶鲁本科生中最具特色的一位。在没采访他之前，几乎每一个被采访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他的名字，评价不一，但是大家都有一点共识，这是一个极其执著的学术型天才。
见到这个轻狂少年还颇费一番周折，在我发出了采访邀请之后，他第一个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最后虽然总算勉强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但是一波三折。约好了周六见面，没想到周五的时候他发电子邮件给我说他感冒了，发高烧，采访只好延后。一周之后，在我几个电子邮件追下去之后，总算又有了他的声音，再约定时间，已经是两周以后。
晚上7点，我等候在ABP咖啡馆的门前，4月中旬的纽黑文依然很冷。我打着冷战，10分钟后实在有点着急就拨响了他的电话，北京口音的男孩子，很冷静地告诉我，他刚刚看过我们的电子邮件，我们约好的是7点半，是我记错了。我赶紧忙不迭地道歉，觉得这个孩子真够不客气的，该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任何的客套。10分钟后，总算见到了这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年轻人。没有笑容，谢绝了一杯茶的邀请，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我们的采访终于开始了。
这是我最长的一个采访，几乎3个小时。在我开始注意到周围的时候，发现咖啡店里的人已经很少，仅有的几个都是到里面取暖的街头乞丐。我的录音机在1小时40分后就自动停止录音，而我们还在滔滔不绝。在骄傲的背后，这是一个敏感和热情的年轻人，虽然有些想法听上去还是有些单纯和幼稚，但是我很感动他的理想。
也许任何人都不敢说，张泰苏可以做到他梦想的一切：在法律系统里种一颗文化的种子，然后让它发芽。穷尽一生，有这个可以追求的梦，本身就够幸福的。真的羡慕他。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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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张泰苏，原载：豆瓣，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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